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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为感化 实为奴化|新闻殖民,是另一种洗脑 —

2014-11-26 09:33 | 海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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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在这期间,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中国新闻业进行不断渗透。而在1938年,厦门沦为日本殖民地,众多报纸与报人遭到严重打击,四散而去。厦门新闻界沦为日本统治者的喉舌。七年的时间,日本对厦门的新闻殖民政策究竟如何?为什么大批台湾报人会在这时来到厦门?原有的厦门报人又能有怎样的作为?本刊记者特邀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毛章清为您解读日本对厦门七年新闻殖民的真相与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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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章清

厦大新闻研究所副所长

 

占领初期宣传以怀柔为主

《台海》: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之后,对中国的新闻政策是怎样的?

毛章清:日本在中国的办报,有组织有影响的开始,就是在1895年之后。日本占据台湾后,开始重视对中国的新闻侵略。为了配合南进政策,日本认为对报纸的操纵及统制,是极为必要之事,还特别提出“如欲控制华南一带之言论,以推展华南政策,必须在闽粤之枢要地点发行报纸”。而日本的方法就是先选择适当的报纸,给予补助费而操纵利用,最后则伺机予以收购。一旦报纸的财务状况被日本掌控,自然它的立场倾向也会发生改变,成为日本的代言人。

 

除了收购,日本还喜欢直接创办报纸和杂志,其中在福州发行的报纸应以政治问题为报道的重点,在厦门发行的,以报道南洋之状况为重点。

 

《台海》:1938年厦门沦陷之后,日本在厦门开办了不少的报纸、杂志和广播,这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很重视对厦门的新闻宣传?

毛章清:其实,1938年厦门沦陷后,站在当时日本的角度来讲,厦门就已经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维护接下来的统治,宣传自然是有必要的。日本在厦门的宣传分为外宣和内宣,内宣是为了让它能更好地控制这座城市,所以内宣对象就是厦门市民;外宣是面向国际的,特别是针对中国其他地方,因此报道倾向就和内宣不太一样。

 

我们要知道,当日本军队进驻厦门时,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没办法反抗的,一些知识分子想要通过笔和纸作为武器,也是没有舞台的,即便想要有所作为,也只能通过变相的方式,例如在日本发行的报刊上投稿,用隐晦的文字表达民族立场,不可能用单刀直入的方式向日本政府发起挑战。

 

在这样文人无力反抗的大背景下,日本占领厦门后,对内也更多的是采取怀柔的方式,有自己的一套策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以华制华”。在媒体方面,不断用文字向大众传递一个信息:中国和日本,厦门和日本是很友好的。并且把自己塑造成是代表亚洲利益,正义的一方。其实,从现在来看,当时的新闻宣传,也就是日本政府在奴化厦门市民,是另一种洗脑。

 

《台海》:在1938到1945这七年的时间里,日本对厦门的新闻政策有没有发生变化?

毛章清:有。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意味着日本要举全国的力量与美国对抗,日本站在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对立面,他的对外宣传基调自然要有所改变。

 

1938年到1941年,短短的三年时间,日本更多的是以安抚为主,让厦门社会各阶层都能有效地接纳他的统治,1941年之后,日本更多的是把厦门市民卷入到太平洋战争,让他们支持自己的侵略行为。

 

而在新闻报道上,1941年之后,这些日本控制的报纸,无论新闻版、评论版还是文艺版,都在宣传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与正当性,号召厦门市民支持日本的战争,还鼓动一些有钱的商人进行捐款。

1938年厦门沦陷后,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原有媒体纷纷外套,厦门的新闻界日伪报纸一家独大,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原有随处可见的报人与报童都没了踪影。在1945年光复之后,出走的报纸又回到厦门,厦门再次成为闽南新闻中心。图为重操就业的报童正在向路人销售报纸。

 

《全闽新日报》是日本在厦公关媒介

《台海》:1938年厦门沦陷之后,一下子从台湾来了很多报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些报人来厦门的目的是什么?

毛章清:其实这里面需要有所界定的是,这些台湾人我们称之为日籍台湾人,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对深受皇国史观影响的日本人来说,这些离岛殖民地上的居民,属于劣等民族,即使开展皇民化运动,依然是日本的二等国民。

 

事实上,在日本殖民台湾之后,不是任何台湾人都可以来厦门的,每一个过来的人都是要经过日本政府的筛选。而这些被放行的人,一定也是有利于日本在厦门,乃至整个大陆的发展和统治的。因此,厦门沦陷之后,这些来自台湾的报人,也是日本政府派来,为了维持当时厦门日伪报刊新闻采写和发行的,本质上是在维护日本在厦门的殖民统治。而利用这些来自台湾的报人,也是要让报纸呈现出一种假象,让民众觉得自己所看到的还是中国人的报纸。这样的做法,符合日本“以华制华”策略,手段更隐秘,也更有欺骗性。

 

《台海》:您如何评价厦门沦陷时期最重要的一份报纸——《全闽新日报》?

毛章清:最早的《全闽新日报》,不是出于日本政商或台湾总督府的授意,而是在厦门的日籍台湾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所创办的。随后在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和台湾总督府介入下,逐渐蜕变为由财团法人“善邻协会”主办的官方报纸。而在厦门沦陷期间,《全闽新日报》又成为日本在厦门实施殖民统治的舆论工具。

 

应该说,《全闽新日报》前后历时38年,就是日本为了维护自己在厦门的利益,所建立的一个媒介和公关手段,是一张绝对要批判的报纸。就算它在办刊期间,有过一些正面的新闻报道,也只是一种表象,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张实实在在的日伪报纸。

 

《台海》:当厦门还在民国政府统治的时候,《全闽新日报》就已经出现了,也已经很明确地表现出背后日本政府的影子。那么,为什么当初厦门政府没有把这张报纸给取缔掉?

毛章清:很大的原因是受民国时期的新闻政策所影响的。在当时,只要在内务部登记过的报刊就可以发行。更何况,《全闽新日报》背后是日本驻厦门领事馆,它的身份就是日本的报纸。而且它的创办人是日籍台湾人,当时这些日籍台湾人因为有靠山,在厦门可以说是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们拥有治外法权,生命和财产都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所以,厦门政府就算知道《全闽新日报》的实质,也不能处理它。

 

《台海》:日本在厦门创办的报纸,除了新闻之外,还有很多广告。这些广告又有什么特色?

毛章清:从广告的量化上来看,当时多是刊登一些日本产品的介绍,就像现在中国人在美国、欧洲办一份报纸,当然也会多推销中国的产品。在旧殖民地时代,殖民者占据一块土地,除了要掠夺当地的资源以外,还要在此倾销本国生产的产品。报纸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渠道,自然也不能少,所以,日伪报纸刊登日本的广告是必然的。也可以说,从广告的内容上,我们就能发现一份报纸它的性质是怎样的。

 

报人用委婉方式纸上抗日

《台海》:厦门沦陷期间,针对日本的新闻殖民,有没有报人在厦门进行一些反抗运动?

毛章清:在厦门应该是没有。就算报人有满腔爱国热情,想要去组织反抗运动,厦门也没有这个环境。那时候可能有的反抗运动,就是革命家在暗地里发一些宣传单之类的,但那不是报纸。我们所说的报纸,一定是要办给大众看的,是公开发行的。

 

日本占领厦门以后,厦门的本土报纸就很少了,不愿同流合污的,大多都迁往外地,剩下的就暂时停刊。但吉林大学蒋蕾老师在其文章《东北沦陷区中文报纸: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分裂——对伪满〈大同报〉副刊叛离现象的考察》中有讲到,日本占据长春之后,长春的报人用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方式进行纸上抗日。他们是日伪媒体的记者,在新闻和评论方面,不敢随意发声抗议,但在文艺副刊方面,可以慢慢的,在字里行间,表现出自己的抗日立场。单看一篇文章可能不明显,但现在把几十期的文艺副刊连起来看,记者们所要表达的态度就很清楚了。这个是长春报人的抗日技巧,厦门也可能有这样的报人,但我还没有具体地研究,所以不敢肯定。但我想,能够利用副刊,已经是报人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所能做到的最大的爱国表现。

 

《台海》:在厦门沦陷的7年时间里,厦门的报人又是怎样的生活境况?

毛章清:在那个时候,厦门报人只有三种选择,卖身求荣、舍生取义和流亡天涯。从我看到的资料显示,1938年之前,厦门的媒体不少,从业的人员更是多。而在1938年,一下子就全部销声匿迹了。可见,当时报人们为了安全,为了生计,也纷纷外逃,闽南新闻中心移至泉州、漳州一带。而到了1945年厦门光复之后,很多报人又一下子冒了出来,厦门再次成为闽南的新闻中心。

 

《台海》:您觉得,厦门沦陷7年的时间里,日本针对厦门的新闻殖民,对厦门新闻事业的发展有没有影响?

毛章清:如果从近代报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没有影响。因为那时候,中国的报业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影响力方面,都已经进入了黄金时代。在传播技术上,日本并没有为厦门带来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观念上,日本也没有为厦门报人带来多少先进的理念。恰恰相反,在1938年之前和1945年以后,厦门的媒体反而更加活跃,更加具有生命力。特别是1945年之后,厦门的新闻媒体是最繁盛的。当然,这是表面现象。因为1945年还是乱世,加上厦门刚光复,知识分子对厦门都抱有一种投机性,想要通过办报纸谋生存。反而是1938年之前,也就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厦门新闻界,最能代表近代厦门媒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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