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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保护与学术研究

2018-09-08 10:24 | 海峡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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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古籍保护与学术研究

  面对线装古籍这一先贤精神财富的物质载体,我们负有传承和保护的双重责任。虽然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但在现实中却常常表现为使用与保护的冲突。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我们切身经历了公共图书馆和单位图书馆古籍阅览规定日益严格的过程。先是古籍普查,然后是提善、放宽善本书的尺度,限制复印和拍摄,提高善本拍摄和复制的底本费,等等。不可否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古籍影印出版已有长足的进展。《四库全书》系列和《四部丛刊》系列都影印了大量古籍,使许多传本稀少、以前很难看到的珍本流通于世,大大方便了文史研究者,极大地推动了海内外中国文史研究。不过,与此同时,阅览线装古籍的门槛也在日益加高:凡有影印本的线装书不再提供阅览,善本古籍阅览的规定和手续更加严苛,且不允许拍摄。很多时候,对线装书阅览的限制已不只是古籍保护的需要,更是出于资料封锁和垄断的动机,或更直接地说是出于经济效益的追求。这里姑不论在全民所有制下,公共图书馆或公立大学、国家机构的图书馆是否有义务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问题,仅从保护古籍的角度说,使用也是让古籍真正获得最佳保护的前提。

  首先,只有使用才能实现古籍文献保存的意义。我们知道,陶渊明虽然在南朝即被萧统推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但如果他的诗集没有保存下来,或仅密藏于皇家图书馆而没有流通、被世人阅读,那么诗人陶渊明就只是个没有内涵的空洞概念。是苏东坡的阅读、评论和拟作,塑造了陶渊明的诗人形象,成就了陶诗的经典地位。至今还有多少陶渊明这样的诗人被尘封在图书馆中,我们并不知道。那些传世稀少的刊本和钞本、孤本,在被人阅读之前,就如同未被演奏的乐谱,只是一堆无意义的符号而已。当代文学理论所以用“文本”来补充“作品”的概念,正是逐渐认清了这一简单的事实:没有进入阅读视野的书写或印刷产品,只能说是一个符号载体,还不是一个完成的艺术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使古代流传下来的文本进入当代阅读,是实现其生命价值、赋予其意义的首要前提,否则古人和古代文本就不是亡于往昔,而是亡于今日了。因此,图书馆里任何造成阅读和研究障碍的规定,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图书馆的管理者仅仅抱着保存文献的信念,以为这是对后代负责,那就只能说是观念的迷误——一种古书,一份文献,现在有人要研究都不行,却想着留给后人研究,这是多么奇怪的想法!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减少使用,避免损坏,等日后影印出来,即可保古书无虞。中国古籍迄今没有一部完整的目录,明代以前书籍都有限,清代典籍则浩瀚无边。据李灵年等和柯遇春所编两种清人别集目录的著录,清代留存的别集便在四万种以上。20多年来,为《清代诗文集汇编》和《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所影印的只有几千种,那还是利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图书馆较为集中的资源,凭借有利条件完成的。以后再印,条件会艰难许多,什么时间能印完,实在是河清难俟。况且,出版资源有限而古籍甚夥,先印什么后印什么,也有个别择。那些钞本、稿本、孤本都不是寻常所能阅览,一旦筹划影印,就茫然不知哪些书历史、文献价值高,值得先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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