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特派记者归来，左起：李琛、张林、康启荣、张超晖、李贤斌

五月三十一日，本报记者张超晖航拍完唐家山堰塞湖排险情况后下了直升机，但飞机降落的强风吹得他端不稳相机

 
5月16日，本报记者王华友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现场采访

五月三十一日，本报记者张林登上直升机，采访疏通唐家山堰塞湖情况

5月16日，本报记者黄孔瑜在都江堰聚源中学现场采访

5月21日，本报记者章微在江油市一受灾群众安置点采访灾区的孩子

5月16日，本报记者陈朝晖和郑建彬在北川给受灾群众分发食物

Ｎ本报四川震区采访组 文/图

    6月2日晚10时30分，本报派往四川震区采访的最后3名记者安全抵榕。至此，本报派往灾区采访的11名记者完成高强度的采访任务，全部返回福建，投入到新的采访任务中。这11位记者的名字分别是：陈朝晖、李琛、郑建彬、黄孔瑜、王华友、李贤斌、康启荣、谢向明、张超晖、张林、章微。

    在震区，每名记者平均每天都要奔波300公里以上；巨石从山崖滚落，砸在采访车前十米处，但没有一名记者退缩；几乎天天余震，但记者平均每天睡不到5小时，累得对余震浑然不知。他们在前线如何采访、发稿？在前线采访，感触最深、最难忘的又是什么？本报以访谈的形式对这些平时以采访为职业的人进行了一次采访！

天天吃干粮 三个月内不碰八宝粥

    主持人：去灾区采访，你们如何让家人和亲友安心？

    王华友：我老家在重庆，也震得特别厉害。这次到震区采访，成都离重庆只有3小时的车程，我都没能回家看一看父母。在都江堰，我收到堂弟的短信。他是重庆一名特警，发短信时，他正在北川。当地信号不好，发个短信，要半天才能收到，我们兄弟俩就用短信一直互相鼓励、互报平安，后来我也去了北川，但还是没能见上一面。

    郑建彬：家人知道我要去灾区后，强令我说，每天必须打个电话回家。我们去了都江堰、绵阳、北川等地，但我“骗”家人说，我只呆在成都采访，没什么危险，家人也就半信半疑。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问，“你在成都，为什么报纸上有你在北川废墟现场的照片？”

    主持人：灾区许多地方没有电、通信不好，你们如何写稿？

    康启荣：随身背着笔记本和无线网卡，哪怕路上再颠簸，也要尽量抓紧时间写稿，很多稿件都是在采访车上完成的。一到有电的地方，第一件事就是给电脑和手机充电。

    章微：26日，我到达汶川绵池镇，当地通信信号全无，连卫星电话信号也不好。每到晚上，外来的救援人员都掏出手机，向着天空找信号，想打通电话给家人报平安。我带的无线网卡，自然一点信号也没有。为了帮助我发稿，一名司机用车把我载到14公里外的汶川县城，找到当地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用他们的网络发稿。天快黑了，司机一直催我回去。因为从县城回到镇上的路，一直有石块从山崖上掉下来，天黑了，司机根本不敢走。

    主持人：那衣食住行怎么解决？

    郑建彬：我在灾区呆了七天六夜，每天只吃一顿早饭，午饭、晚饭只能吃随身带的饼干、矿泉水。直到19日，我在回福州的航班上才吃到第一顿米饭，第一次感觉米饭那么香。

    谢向明：去理县的那四天四夜是一路上最辛苦的，我们昼夜赶路，困了就睡在车上。到达理县后就睡帐篷，这已经很满足了。一路上，我们全吃自己带的干粮，面包、八宝粥、矿泉水。在路上我们就发誓了，三个月内绝对不再碰八宝粥。

余震不断 我们只想睡觉

    主持人：余震来临时，你们如何避险？

    康启荣：从踏上四川土地的那一刻起，余震就没有停过。到最后，我们对余震都麻木了。19日晚上，地震部门预警称将有六到七级余震。整个成都市的市民，几乎都住到了街上。第二天凌晨三点，我们吃完那天的第一餐饭，朋友不让我回酒店睡，我们从泉州送赈灾物资到成都，六十多个小时没睡，执意要找个床睡。

    主持人：在灾区，你们害怕过吗？

    张林：经历过余震，碰到过塌方，遭遇过泥石流，我并不害怕。倒是在唐家山堰塞湖上，真实地感觉到了恐惧。山谷之间，堤坝显得如此渺小；堤坝之上，重型机械显得如此渺小；作为记者的我们，和坝上的几百名施工人员一样，在大自然前显得如此的渺小。一种莫名的恐惧，陡然升起。

    章微：要去汶川的那天早上，我害怕过。因为成都到处都在传汶川、北川有疫情。我是跑卫生口的，“气性坏疽、痢疾、腹泻……”各种各样跟疫情有关的词汇在我脑中浮现。洗了把脸，我就出发了，当时觉得有点悲壮。但前方的情况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当地的防疫工作做得很好，我几乎都没戴口罩。

    主持人：在灾区，你们是怎么多次搭上直升机采访的？

    张超晖：当时中国民航组织了27架民航直升机，运送物资、转送伤员。文字记者章微通过省外的媒体记者，联系好上直升机航拍。当天，我是第一个上飞机的记者。之后因为天气不好，其他飞机都没能起飞，那位省外的记者朋友也一直没上飞机航拍，我倒是成了上飞机航拍的唯一的记者，这让我至今感到抱歉。

    接下来几天，报社后方一直希望我们去唐家山堰塞湖。但堰塞湖在深山老林里，没有飞机根本进不去。此前，只有央视、新华社等中央级媒体才能乘军机去采访。地方媒体记者能到达唐家山的，可谓是凤毛麟角。我们在四川动用一切关系，联系去唐家山采访事宜。最后还是四川当地一家媒体的摄影记者帮了我们的忙。我跟随这名记者，一起去了机场，跟守卫的士兵软磨硬泡，进了机场，我们又和机长软磨硬泡了两小时，终于上了飞机。

    张林：张超晖到机场后，知道我也在附近采访，赶紧通知我过去。但我到的时候，他已经乘直升机走了。我等了两个多小时，才等到机会，也乘另一架军机飞到堰塞湖的堤坝上。下了飞机，在直升机前巨大风力的影响下，我只能蹲在地上，以防被风吹倒。和别人说话，也只能用喊。我们成为唯一一家登上唐家山堰塞湖的福建媒体。此前，章微也搭乘军机从汶川返回成都。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后我们都完成了。这里面有运气的成分，因为在抗灾的特殊时期，有关部门会给我们行方便。当然，这也是我们不懈努力的结果。

直面生死 觉得活着真好

    主持人：你们接触了很多灾区群众，给你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

    李贤斌：废墟上，一个男人的痛哭。19日午后，我在重灾区汉旺镇，救援战士正从废墟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突然，一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跪在一具遗体前，失控的哭声像山裂般在废墟前回荡。那哭声，至今让我无法形容，像决堤的山洪，像山裂的狂怒，像受伤的老虎，像失败的斗士，像绝望的羔羊。死者是他的母亲，他已在废墟前守了整整7天。

    郑建彬：我亲眼见证了几个被埋四五天后仍存活下来的人，北川县医院护士谢守菊，她被埋3天后被救出，简单吃了点东西后又跑去救人，后来还救出了丈夫唐雄，那时我感动得一塌糊涂。坚韧的生命力和坚持都让人感动，他们之间的无私互助同样让人感动。

    康启荣：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绵竹遵道镇。一片废墟上，一位妇女，失去了她的老公和孩子，搭了个炉灶架起铁锅，准备午饭，炊烟四起。灾区人民没有退缩，即使再苦再难，生活总得继续。活着，就有希望。

    主持人：相信这是一次终身难忘的采访，说说你们感触最深的事。

    章微：小朋友逝去的生命让我最为难受。5月30日，我路过都江堰的新建小学，一名父亲在瓦砾堆上翻找孩子的遗物。我采访了几名家长，家长都说，6月1日，他们会给死去的孩子过儿童节。6月1日一大早，我去了。但在现场，我哭得几乎没有开口采访。摄影记者张超晖也哭了，哭完了，在边上抽了一根烟，继续拍。

    谢向明：到了灾区，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已经不重要了。在灾难中，很多人性美的东西得到了释放。有太多的哭泣，有太多的感动。我要用我的镜头记录下来，感染读者。

    王华友：每天都很紧张，觉得金钱、名利变得非常没有意义，活着就是最大幸福了。

    黄孔瑜：我在成都儿童医院采访到一对母子，儿子从废墟中被救出，但腿被截肢了。母亲找到他，哭了一阵子就不哭了。母亲脸上的表情很坦然，很自然就接受了儿子截肢的事实。她说“这是命！没办法”。我为母亲脸上的表情动容。是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