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罕·帕慕克

基兰·德塞

Ｎ本报特派记者 杨阳

{人物名片}

    奥尔罕·帕慕克，1952年出生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一个工程师世家，高中毕业后先进入伊斯坦堡科技大学主修建筑，之后他选择念新闻研究所，以代替兵役，但是1974年开始，帕慕克却毅然决定要以小说创作为其事业。1979年他的第一本小说首次获奖，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帕慕克最被中国读者熟知的作品是《我的名字叫红》，此外还在国内出版过《伊斯坦布尔》、《黑书》、《雪》、《白色城堡》、《新人生》等，而《别样色彩》（暂定名）、《静静的屋》、《杰夫代特和他的儿子们》即将出版。

    5月底，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从日本大阪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11天的中国之行，这是继大江健三郎之后，建国以来第二位正式受邀在国内进行访问的外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11天里，帕慕克先后在北京、绍兴、杭州、上海举办多场活动。本报记者亲历帕慕克在上海的两天行程———

帕慕克上海行记

    帕慕克从5月29日抵达上海，共出席了两场公众活动———5月30日的中国读者见面会暨签售（上海站）；5月31日的帕慕克与上海知识文化界座谈会。帕慕克在上海签售义卖，和北京签售会所得款项用以资助在京读书的四川籍受灾大学生。

快，特例独行

    帕慕克在上海的读者见面会，按照惯例，在感谢了中国读者的支持后，他用了4分钟回答了一个现场读者的提问，立刻宣布签售开始。已经准备好了无数问题的上海以及外地媒体记者一下子傻眼了。

    帕慕克的急性子是有先例可循的，在中国社科院于5月23日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上，与会人员也有如此“遭遇”。研讨会的前10分钟，帕慕克说了几句自己的创作观点，还没等在场的人回味过来，帕慕克就说，“我先走了。”于是剩下的中国作家、批评家只能大眼瞪小眼，对着帕慕克本该坐的空空的位置开始研讨起来。

    帕慕克心急火燎地，赶着去哪儿呢？

侦探式的旅行

    帕慕克说，此行中国，就是为了好好玩一趟，所以在上海的每一分钟都没闲着。

    5月30日一早，帕慕克就来到了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帕慕克看到了他的最爱———绘画，中国古代的工笔画尤其让他着迷，他随身携带的小数码照相机派上了大用场，在“上博”拍的古画的图片有上百张，“古代的中国人不会管我要版税吧！”帕慕克说。

    帕慕克的相机每刻都在使用，小汽车在街上开着，他一旦看到有意思的人和漂亮的建筑，都叫司机“慢点儿，慢点儿”，这和他的写作风格是有关系的。曾经为了写一本小说，他在主人公所在的城市待了好几个月，光为了搞清楚小说那个时代的某一条电车线路的问题，就询问、了解了好久。就像他笔下的若干个侦探一样，帕慕克在中国的游玩也是侦探式的，用照片记录下这个城市的一切，“说不定未来的哪一天，上海也是他小说的发生地。”社科院的陆昌健说。

    2天时间“迷失上海”，唯一的缺憾就是为了赶路放弃美味。5月31日下午1点半帕慕克准时参加了上海文艺界座谈会，逛了一上午，午饭都还来得及吃，工作人员跑到就近的小卖部买了一罐八宝粥，帕慕克则趁着翻译同声翻译的空当喝起中国八宝粥。

好玩的土耳其大叔

    因为所写的小说很多涉及政治和民族问题，帕慕克引起了土耳其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仇恨，成为目前世界上受到监禁和暗杀威胁最多的作家。

    在土耳其，帕慕克上个街买个菜都得有保镖陪护。而此次中国行，帕慕克没带保镖，而是带了另外一个人———印度美女作家、2006年英国布克小说奖得主基兰·德塞。虽然和帕慕克接触的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基兰·德塞就是帕慕克的女朋友，但是帕慕克却一直没有公开。座谈会上，帕慕克谈及自己的生活状态仍为“单身”，刹那间，全场都笑了，帕慕克则很害羞地顾左右而言他，拿起自己的小数码，朝着在场的其他人一顿乱拍。

    在上海标志性的老式石库门建筑前，帕慕克和基兰·德塞头靠头，伸长右臂，相机镜头面向自己———喀嚓，一张类似大头贴的照片就拍好了———就和时下时髦青少年一样。

    一位接待帕慕克的大学教授这样归纳帕慕克———好玩的土耳其大叔。

“抵制‘中国制造’，会错失很多美好的东西”
帕慕克谈东西方文化冲撞

    帕慕克从文以来，就围绕着土耳其和欧洲这东西方文化的冲撞展开写作。此次东亚之行，他对中西文化冲突有新的观点吗？记者抓住难得的采访机会，采访帕慕克，了解这位诺奖得主在中国受到的文化冲击———

    记者：你这次去了韩国、日本、中国，最喜欢的国家是哪一个？

    帕慕克：毫无疑问，中国。

    记者：和西亚的土耳其相比，东亚的中国更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

    帕慕克：现在的中国大城市，北京、上海，有点像几十年前的土耳其，正完全在变成一个个的纽约，不仅是城市建筑的外形越来越像，最关键的是人的思想越来越像。不过好在中国人非常包容，孔子就是这么一位哲学家，在中国可以看到各种信仰的人们都可以平等对话，而这在土耳其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不能说中国大城市市民的思想太过西化，但是我觉得中国还有很多很好的哲学思想值得他们学习。

    记者：你刚才提到了孔子，而你也是鲁迅的“粉丝”，此前专程前往绍兴参观鲁迅故居，鲁迅时代也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在中国冲突得很厉害的年代，你怎么看那段历史？你怎么看“文明的冲突”？

    帕慕克：说到鲁迅时代，土耳其和中国有着类似的问题，但是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土耳其西化运动开始于150年，最初的时候奥斯曼帝国和西方交战失利，所以首先在军事上模仿西式的文明，此后从军事到工程，再从工程到医学，直至延伸到思想观念，这个过程不是西方人强加给土耳其人的，而是土耳其人自发产生的。中国与西方的交流进程也大抵如此，这产生的问题就是，西方和东方文化如何在冲突中交融？

    我认为，太过相信文化之间有差异，这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因此我的原则是尽量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而如果涉及日常生活，我绝不会进行价值判断。“文明的冲突”在“9·11”后特别受人关注，我也知道很多西方国家现在抵制中国的产品，因为他们不信任有着另外一种文明的国家会造出他们的消费品。我要说，只去抵制“中国制造”，会错失很多美好的东西。

    记者：那么，在土耳其这个东西方文化还在激烈对立的国家里，你怎么站队？

    帕慕克：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想说的是，文化身份不应该是我们的负担，而要成为我们自己的选择。虽然我的民族身份是土耳其人，但是在文化上，我反对照搬土耳其文化，我的思想是自由的，这是我追寻的目标。

□采访手记

像侦探一样跟踪“侦探”

    不得不承认，帕慕克观察能力真的很强，难怪他以《我的名字叫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史上绝无仅有的写侦探小说获奖的作家。

    帕慕克在上海的行程中，没有给任何媒体进行采访的时间。记者只得拟定以下采访计划：

    方案A：在签售会以读者身份请帕慕克签名，趁机提问；方案B：趁帕慕克在上海福州路书店一条街淘书时作偶遇状；方案C：帕慕克到达上海外国语大学演讲前堵截提问……

    方案A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记者把两本书磨磨蹭蹭拿过去，帕慕克一边签名，一边用他那带着土耳其口音的英语回答问题，签完名，帕慕克抬起头来眨巴着眼睛笑笑说：“我肯定你是记者。”

    在福州路，帕慕克远远看到我，于是做了个鬼脸飞快钻进汽车离开，方案B破产，直到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完成了最后一个采访。

    就观察能力而言，如果玩那个著名的“夜黑杀人”心理游戏，帕慕克一定是个好手。

□他评

    5月23日和31日，中国社科院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两场帕慕克作品的研讨会，国内多位作家、批评家从各自角度点评帕慕克，甚至不惜“八卦”帕慕克的日常生活，这更加深了他们对帕慕克及其创作观点的理解———

幸亏帕慕克不表态
采访对象：莫言（著名作家）

    莫言说，帕慕克的小说每本都让他觉得新鲜。很多人都喜欢《我的名字叫红》，读着就特新鲜，因为这本书里面的每一个东西都在说话。莫言说，帕慕克能得到读者喜欢是因为他的底子很好，从小就受中产阶级家庭的艺术熏陶，而艺术上的潜移默化，是中国不少作家欠缺的。

    莫言说，帕慕克虽然因为政治性的观点遭人密谋暗杀，但是在小说中，他从来不表现出来，往往都是自己退居幕后，让里面的人物来表达他们的政治观点，这很聪明，否则他的处境将更为难了。

他为什么嫉妒？
采访对象：张悦然（80后作家）

    80后的张悦然说，她特别好奇的问题，就是帕慕克小说中时刻表现出来的“嫉妒”，对此，她还专门通过其他渠道请教过帕慕克。其实，帕慕克有个很能干的哥哥，他们之间时刻都在相互竞争。帕慕克的哥哥在学校里表现非常出色，因此受帕慕克的嫉妒，而他自己也有让哥哥嫉妒的地方。哥哥被认为是一个理性、有责任感的人。当帕慕克还在玩着孩子般的游戏的时候，哥哥已经开始关注秩序、规则。这就很像土耳其在遇到西方文化时的复杂感觉———土耳其渴望被西方影响，渴望融入西方，却被告知还没有足够的资格，一种难以言传的嫉妒感油然而生。张悦然说，帕慕克的小说时刻给人一种关于两个自我的复杂感受，而他内心的两个自我不断在冲突、对立、比较，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说真话。

写小说也是体力活
采访对象：陈村（著名作家）

    沪上名作家陈村说，帕慕克的写作历程要在1991年一分为二，之前，他除了每天的凌晨4点到12点睡觉外，其他时间都在写作，而晚上11点到凌晨4点，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而1991年，随着女儿的出生，帕慕克从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作家变成一个早起的人，每天早上7点要送女儿去学前班，所以他在5点醒来到7点出发的时间是创作的最美好的时光。帕慕克说，无论是以前的深夜，还是现在的清晨，都是夜深人静的创作良辰，当全市都在沉睡，只有他一个人写字赚钱，这种感觉特别美好。看来写小说确实是件体力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