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陈才

    广州市公安部门近日表示，对以寻死方式破坏公共秩序的，处以治安拘留，对多次以寻死方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将其送劳动教养。（6月25日《南方日报》）

    看得出，这一做法是针对“跳楼秀”的，“重典惩治”的意味很明显。

    只是，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一个人想到跳楼，多半是万般无奈，若不是走投无路，谁愿采取跳楼、跳吊塔等极端行为？“跳楼秀”频频上演，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反思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又不是靠单纯的“重典”所能解决的。

　　现实中，大部分“跳楼秀”者是因为讨薪，想引起媒体的关注。在这背后，都有一段辛酸的维权故事，饱含农民工的无奈。设身处地想想：如果没有无良商人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践踏，他们怎可能冒生命危险、顶着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去采取过激举措？

　　对这样的讨薪行为，有关部门又怎么忍心去重处他们呢？且不说他们是弱势群体，需要法律的保护，单说对这些人予以劳动教养，就一定能够“维护好公共秩序”吗？

　　关怀弱者是社会正义的内涵，将“跳楼秀”者劳动教养，不符合公众的情感所向，也不符合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

　 若想杜绝“跳楼秀”，根本之计在于为农民工开辟通畅的合法讨薪途径与维权渠道，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否则，就算实施再严厉的“重典惩治”，“跳楼秀”也难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