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赵勇

    安徽黄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洪明因涉嫌滥用职权致使国家遭受6800余万元损失而受审，在法庭上，吴洪明为自己开脱，“具体工作中，很多事情是约定俗成的，只要考虑到对大局有利，对长远发展有利，让局部作些牺牲，都是允许的。”比如，为吸引一家房地产公司投资，吴洪明一句“同意”就为该公司减免本应征收的规费400万元。（6月10日《检察日报》）

    吴洪明一案的意义不在于多了一个被查处的贪官，而在于他在自辩时提到的为发展地方经济可以“合理渎职”一说。这带来一个很有探讨性的问题：一些官员为了地方经济滥用权力做“好事”，合不合理？

    在吴洪明看来，显然是合理的，不然，他不会在法庭上振振有词。耐人寻味的还在于，吴洪明的罪名既有渎职罪也有受贿罪，如果他仅是“合理渎职”，并未受贿，会不会被推上被告席呢？

    当然，渎职就是渎职，绝无合理或不合理之分。但法律条文还没有区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现实中，为发展经济违规审批的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但“合理渎职”又有多少被严格按渎职罪追究？显然，滥用权力做“好事”并未引起足够警惕，在法律界定上也仍是一个暧昧不清的东西。

    权力只有把它关在笼子里才是安全的。如果权力可以违规做好事，那么它同样会违规作恶。从这点看，专家提出的“对渎职要实行零容忍”很有针对性。

    作为官员，他能做的是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无论目的是什么，“法无授权不可为”应成为其奉行的唯一准则。

    自认为“合理渎职”的吴洪明站在被告席，倘若他仅因渎职罪被起诉，而不附带扎眼的受贿罪，此案的标本意义无疑会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