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吴晓波

Ｎ本报记者 杨阳

时间：5月24日（本周六）下午2：30   地点：福建凤凰剧院（工业路582号）

演讲主题：中国企业———激荡三十年

嘉宾：吴晓波

    1968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财经作家，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常年从事公司研究，现任东方早报副总编辑。主要作品：《大败局》、《穿越玉米地》、《非常营销》、《被夸大的使命》等。其中《大败局》被评为“影响中国商业界的二十本书”之一。
 
    吴晓波最新的著作是《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社），全景式地展示了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的变迁。40岁，要盘点30年的中国经济并不容易，而吴晓波却以犀利的眼光，独立的观点，将一个个财经人物写得鲜活灵动，将一个个重大的财经事件写得连血带肉，勾画出中国企业界的脉动，具有史诗般的力量。吴晓波说：“过去的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特别对于沉默了百年的中华民族，它承载了太多人的光荣与梦想，它几乎是一代人共同成长的全部记忆。”

    5月24日，吴晓波将作客“海都大讲坛”，回首“激荡的三十年”，与读者分享30年中国企业的光荣与梦想。昨日记者电话采访了这位年轻的著名财经作家，听他为福建经济“把脉”。

从地震说：开放和企业社会责任

    记者：本次地震后，中国政府以开放的姿态进行救灾，开放的尺度得到很多国外舆论的好评，那么，在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这个“开放”是怎么从上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的呢？有哪些例子说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呢？

    吴晓波：在经济领域里，开放包含着两个意思，一个是对资本的开放，另一个是对行业。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可谓一穷二白，我整理《激荡三十年》资料时对有个例子印象很深，当年霍英东建白天鹅大酒店时，连浴室浴缸的木塞都需要进口，而德国大众进驻中国时，德国的媒体称其为“到一个孤岛上创业”。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实行了对资本的开放。

    资本开放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最早从东南沿海开始，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蛇口开发区的成立，此后不断扩大到四个大开发区，个中包括了福建厦门，由此从南到北，开放不断深入深化，直至今天。对行业的开放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早，允许各种资本在日用消费品领域投资，此后不断发展，到中国加入WTO后，经历了最大幅度的开放过程，现在，外国资本基本被允许在能源、金融、电信等各种领域里投资，而这在3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记者：最近，王石和万科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王石称，捐款应该是一个常态的事件，所以集团内部慈善募捐活动有提示：每次募捐普通员工以10元为限。这被很多人评价为“食洋不化”———虽然王石是土生土长的企业家。那么，您怎么看待企业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吴晓波：王石目前关于捐款的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非议，这里包含了一种舆论过于苛求的情感因素。我认为对于企业而言，只要企业捐款了，都应得到表扬，而不应以数额的多少来攻击企业。

    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一家企业需要创造一个跟社会、消费者的和谐关系。这是近来谈论较多的话题，也是因为中国企业在经过了长时期的发展后，意识到了这种企业的成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这里包容了很多层面的东西，慈善捐款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在于提供优质的商品、对环境的保护、提高效能、善待员工、依法纳税……这些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的组成部分，也需要对企业进行全面的考核才能定义一家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何。只有对环境、对产品、对行业、对员工、对国家法律都负责的企业才是好企业。引起过劳死的工厂、血汗工厂、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工厂，即使再赚钱，也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福建家族企业：如何建构经理人团队

    记者：福建企业一向被认为有家族主义倾向，您同意吗？适合家族企业的土壤是怎样的？

    吴晓波：我认同这个观点，福建是家族企业发达的地区，对这个现象的研究，中国经济界也尚未很深入。在全球的商业圈里，家族企业是个很庞大、也很普遍的群体和经营模式，欧美很多百年企业均是家族企业。从模式上来讲，家族式的经营并没有好坏的区别。对于家族企业而言，先天的优势是发展稳健、经营团队团结、抗风险能力强；先天的缺陷在于：企业文化内向，管理容易刚性化，不利于人才引进等，这些都需要在经营中不断克服。福建的企业家不必迷信先进的模式，要知道，最合适的才是最好的，或者说立足于自己，再适当引进先进理念，这样才能达至最好。

    记者：对于福耀玻璃这样从家族企业起家的企业，哪些经验值得学习？

    吴晓波：我曾经采访过他们，能很明显地感觉到：这是家典型优秀的福建公司，它所具有的专业化精神是中国制造的模本。我知道在福耀的成长过程中，创始人曹德旺曾经数次尝试引进具有国际背景的职业经理人到企业来，他这种在家族继承人和职业经理人之间做的进退抉择，这种矛盾的不断融合都体现了中国家族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必经的历程，从长远看，如何为公司构建一个开放、高效的职业经理人团队，这是家族企业最需解决的问题，也是福耀玻璃面临的问题。

    记者：闽南的企业是CCTV5的最大客户，能否这么归纳，闽南企业的亚文化就是以广告打市场？这与当地的地域文化有没有联系？国内有没有相似的地域商业文化，他们的未来在哪儿？

    吴晓波：在中国企业史上，闽南板块的企业跟温州模式具有很强的类比性，现在他们形成的产业模式早在30年前便有端倪。比如闽南和温州是中国最早的服装、食品产业发源地，这些产品在日后都成为了这些地区的支柱性产业。而大概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闽南企业与温州企业纷纷走上品牌化的道路，而从今天来看，闽南的服装企业比温州的更有品牌群体崛起的效应。

    今天，闽南与温州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在于：这种基于产业规模与广告拉动的成长模式，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品牌没办法形成品牌的文化创新和技术创新，也就是说他们无法形成核心竞争力，从而参与到全国、全球化的竞争中。

福建新经济：电子商务也许是方向

    记者：福州一度是高科技的一个始发地，在北京中关村兴起之前，福州召开过国内首届互联网业的大会，之后逐渐衰弱，至今最后一杆旗帜———实达也黯然退场，您有没有归结过福州新经济衰退的原因？新经济需要哪些基础？如果要给福州开药方，国内哪些城市的经验可以吸取？

    吴晓波：全球新经济的基地有两个特点：一是在高等院校的周围，二是在超级大城市的边缘，比如美国硅谷、波士顿的郊区、中关村等地区，均有这样的特点，如果从这方面来看，福州先天不具备新经济发生地的特点，曾经发生过的萌芽最终衰退，便是必然的事情。

    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现杭州地区突然爆发出新经济企业的案例是个特例，比如全球最大的B2B企业阿里巴巴以及专业的网盛等企业在这个区域内崛起，主要跟江浙一带拥有庞大的中小企业群落有关，依托于此，这些电子商务公司成为了中国制造的一个外贸窗口。江浙的这个现象对福建企业是个启示，因为随着电子商务市场的不断成长，福州企业有没有可能成为福州地区新经济的服务商，这是福州的企业家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记者：厦门的厦新电子也在经历转型之痛，手机业务去年亏损，和在国内赚得盆满的Nokia相比，福建新经济的差距在哪儿？有没有挽救的可能？

    吴晓波：厦新手机的兴衰是中国手机业兴衰的一个缩影。在历史上，厦新手机曾靠新颖的设计和强大的广告投放，形成过很大的影响力，成为中国手机业中依靠营销获得市场认可的经典案例。但它的衰退也是中国本土手机公司核心技术空心化的报应，这样的案例在PC、彩电、空调等产业里都一再出现，未来中国公司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从企业发展历史上来看，一个企业一旦错过产业爆发点，重新崛起是非常困难的，厦新这些企业的教训，只能成为很多后来者的警示。

企业成败观：研究失败有利规避风险

    记者：您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认为，写“大败局”的原因是寻找经验，面对中国人对“败”字的不舒服感，中国文化是不是不能接受失败？美国企业倒闭最多的地方硅谷也是创新最多的地方，您能不能同意中国应该慢慢接受“失败文化”？那么中国人怎么来完成这样的思维转型呢？

    吴晓波：企业成长只有两条路，或是成功，或是失败。其实失败在商业界不但是个现象，同时也是种文化，是种规律。我认为对失败的研究可以让中国公司规避很多风险。

    近年来，中国企业家已经逐渐建立起了规避失败、承担失败的职业素质。就跟硅谷一样，近三十年间，中国公司的崛起，是伴随着数以万计的失败为代价的，而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失败的轨迹也都非常相似———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公司的失败与不成熟、职业素质低下等有关。

    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成长，公司的成败，越来越需要具备全球化竞争的资本，这需要很多中国公司来适应，比如人民币的升值与波动，产业梯度的升级转移都会成为中国企业失败的诱因，但首先是要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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