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秀生

    深圳罗湖雅园立交桥旁一个电子眼，白天监控道路，午夜则转向旁边住宅楼拍摄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更可怕的是，视频在有关政府部门信息网上实时直播，网民可随意观看，数百业主隐私疑被曝光。（5月12日《南方都市报》）

    近些年，各城市出于公共管理需要，纷纷安装电子眼，有评论说我们进入了“电子眼时代”。报道说，深圳2006年建成20万个电子眼，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电子防控系统”。接着数据显示，该市刑事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0.2%，破案数上升2.6%，由此证明电子眼的重要作用。

    但科技是把双刃剑，兴一利必生一弊，深圳这起耸人听闻的电子眼偷拍隐私事件，即为典型一例，它提醒我们：运用于公共管理的电子眼，即使目的正义，也应有所节制，不然导致的恶劣影响将冲消其积极意义，甚至得不偿失。

    当然，电子眼是没有主观意志的工具，它“为善”还是“为恶”，决定于实施监控的人。换句话说，侵犯居民私权的不是它，而是躲在它背后的监控者。

    因此，要杜绝类似的偷拍事件，着眼点不在电子眼，而在于监控者———他们的权力运用是否合规？为防止滥用监控权，对监控者的监控是否到位？

    在监控监控者问题上，人们普遍想到立法约束。这自然是必须的，但它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除了法律的局限性外，还在于：万一监控监控者的人也心存恶念，又该如何应对，难道又得借助法律去监控他们？如此循环，何日是个头，要耗费多少法律与社会成本？

    对这个悖论，美国电影《国家公敌》已艺术地表现得惊心动魄的了，也提供了一个有益提示：保护公民隐私，任重而道远，在这个过程中，法律不可或缺，但又不是一劳永逸的，最终落点还在于人的素质———执法者的法治素质与公民的维权素质，以及社会舆论的强大监督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