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本报记者 陈长豪

　　走无目的，逃无禅意。出走、路上、不断变幻的风景，割舍不掉的迷惘……生活的真实在哪？灵魂能跟上脚步吗？或许，疑问的本身就是对行路者最好的诠释。
　　凯鲁亚克的文字让我想起艾芜的《南行记》：一个逃婚的漂泊者，抬着滑竿的大汉和小伙子，大足女人和她的女儿，还有一个算命先生，一行六人艰难南行……背景、风格、叙述的方式，相距甚远，但无论是美国的迪安·莫里亚蒂还是中国南行者，都是漫长旅程的行者，对现实的不满，对家园的叛逃，对规范的消极，拒绝庸俗与乏味，寻找自由和出路……路是路，桥是桥，消极和积极，不同的人可以找寻决然迥异的愿望出口。
　　《在路上》，５０多年了，多少人还在路上。
　　放弃根的生活，让心灵回归自然与原野。真的是凯鲁亚克写《在路上》的初衷吗？没人能够回答。我们只能通过他貌似拖沓、松垮的叙述，沿着迪安们洒脱的旅行，接近其精神的栖息地探个究竟。只要年轻，只要有非分的欲念与冲动，只要剥离自己置身的背景，作为人的存在，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凯鲁亚克笔下的灵魂冲突：他们正像是推开吱嘎作声的石板从阴暗地牢里出来的、自甘堕落的、卑微的美国人，也就是我正在慢慢融入的、新的垮掉的一代。自嘲、消沉、嬉皮士的味道。外表的潇洒与内心的焦虑构筑行者的姿态，这内织的矛盾和作家卡夫卡的痛苦何等相似。卡夫卡他的爱情、婚姻以及精神永远处在游牧的状态。他说他，只想整天“躲进阴暗、潮湿的地窖尽头，足不出窖。”
　　卡夫卡与迪安们的精神特质为何如此接近？如果仅仅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视角挖掘，那是远远不够的。
　　以我看来，在路上作为一种常态，它不分民族肤色，它一样不分地域与国界。
　　只要看过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作品，你或许会为村上笔下的人物青春际遇所撼动，他们都在黑暗中摸索，遭受各种苦痛，在挤进主流之前，饱受挫折。这和凯鲁亚克的迪安们似乎正好相反，但如果仔细琢磨，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本质是相同的：路上走来一个人，又一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听崔健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有时会浑身颤抖。崔健的摇滚团体是经历“文革”后，寻找人生路标的一代青年的缩影。那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时不时会跟着崔健从心灵深处发出“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的呐喊。他的摇滚之所以受到热捧不是他有多高的艺术表演天赋，而在于他表达一种渴望，一种叛逃，一种在路上的眼神迷离。
　　这也难怪，刚刚从“文革”狂热信念中挣脱出来的一代人，背负着历史的包袱，面对一边是物欲膨胀的世界，一边是信仰重建的现实，难免不会发出“路在何方”的感叹。“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锁匙，敲着厚厚的墙”。这是朦胧派诗人的吟唱，彰显行者活着的状态：痛苦而忧郁却不愿就此沉沦……
　　知青，是中国历史上特殊的一个行路者群体。
　　这个群体里的王小波、舒婷、北岛、顾城、叶辛、张抗抗都成了著名作家、诗人。当年他们在路上的探索，至今都没停下脚步。斗转星移，他们当中有人在路上消失了，但我们依然感佩他们当初行走旅程的态度与勇气。“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你可以想像：王小波坐在云之南的小山丘上，守着天真无瑕的男女之爱，期冀到永久时，却突然失去的悲痛；你也可以咀嚼流沙河在四川大山为生活天天砍伐树木而不能对诗情的忘怀……这一切似已遥远。可我们透过昔日的尘灰，依然能够找到他们路上闪烁着一种活着光彩……
　　在路上，行者并不寂寞。
　　人类的进程永远无法跳越旅途的坎坷。当凯鲁亚克不断老去，迪安们也开始融入社会的主流。如今，中国的酷一代也以新的方式在路上行走，我们同样不必惊奇与怪异。相反，摒弃更多的功利，反而需要敬佩前行的勇气。因为，年轻的行者总是在旅途中吸收更多的元素，才能变得成熟、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