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练洪洋

    一向为舆论瞩目的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近日再发宏论，他在昆明市解放思想大讨论动员会上称，要冲破等、靠、要的唯条件论，冲破“准我干我才干”等思想，树立“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的求索作风。（4月15日《生活新报》）

    “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可以看作是“仇和式”的解释，以此鼓励他的部下冲破旧思维、旧习惯的束缚，执政为民要敢为、有为。这本身没错，但对公权而言，仇和的这个提议是有偏差的。

    仇和说的“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是“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另一种诠释。“法无禁止即自由”是西方传统法律中的经典谚语，近年来也被我们广泛接受。但我们知道，它只是对公民的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公民都可为之。

    对政府部门而言，则是另一个准则：“法无授权即禁止”———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均不得为。因为政府部门掌握公权力，所以要谨言慎行，这样才能避免政府行为损害公民权利。

    或许，在某些官员看来，“法无授权即禁止”是画地为牢，只有“规定动作”而无“自选动作”，会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其实，这是对法治的误解，法治要求政府部门和公民一起在法律边界内活动，循规而为。

    这是否意味着地方政府就无所事事、无所作为呢？显然不是，法律不会也不可能束缚地方政府为民众谋福利天职的履行。在法治框架内，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很多，可以发挥的余地很大，并非要做一头脱缰的“野马”才能有所作为。

    我们正在建设法治社会，限制公权越位的冲动成为一项紧迫任务。而在各级政府正在转型为法治型、服务型政府的今天，仇和提倡“没有明令禁止都可以想、可以干”是不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