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毕舸

    我国从1960年开始实行8小时工作制，至今历时48年。而浙江大学副校长姒健敏近日建议实行全国统一6小时工作制。姒健敏认为，6小时工作制可保护劳动力资源的身心健康、缓解交通压力、提高工作效能、改善工作及节约成本。（见本报今日Ａ２０版）

    对6小时工作制的设想，相信国人都是“心向往之，但不能至”。这与“我国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还处于财富积累阶段”的经济发展论无关，也与工作效率论关系不大，要害在于：在众多企业，员工权益保护机制薄弱，当正常的8小时工作制和双休制都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6小时工作制就只能是不切实际的权利空想了。

    姒健敏建议实行6小时工作制，是根据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但他忘了，发达国家不仅经济水平高、社会福利保障好，更重要的是，它们建立完善了一整套员工权利保障体系，无论是具有强制性的法律法规颁布、执法机构全面系统的日常监管、高效的救济渠道，还是民间自治协会的成熟运转，都使得企业与政府不敢懈怠，一个自觉遵守劳动法律，一个时刻加强劳动监管。

    而在我国很多地方，情况却相反，资方过于强势，劳方又缺乏博弈能力，加上职能部门监管滞后，员工合法权益被侵犯成了家常便饭，劳动法规在许多中小企业形同废纸。

    在此国情下，推行6小时工作制只会带来新的福利二元化差距，即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国企，他们就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权，甚至还可能把6小时工作制当作效率低下的挡箭牌；至于数量庞大的农民工、普通工人，相比之下，其权利享有更显寒酸。

    劳动者权利的任何一次改善，都应建立在既有权利保障的基础上，如果连8小时工作制的保障平台都坑坑洼洼，在此基础上提升的6小时工作制又谈何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