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李清

    来自甘肃的21岁打工妹小芳（化名），在北京理工大学一家餐厅当服务员。去年，她在公厕产下一男婴后，将其捂死。近期庭审，她说自己的生理与法律知识缺乏，才酿出悲剧。她希望能有辅导班，在生理卫生与法律知识上，辅导像她一样的打工妹。（近日《新京报》）

    小芳这样的打工妹，不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了，怀孕后可以选择要孩子。事实上她也和男友商量了，想把孩子生下来。可是，她打工的收入相当微薄，甚至连做流产的钱都拿不出。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对抚养刚生下的婴儿，怎能有足够信心？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提出，打工妹与男友同居的情况特别多，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异乡寻找感情安慰，为此他建议社区、妇联等，为打工妹营造丰富的下班文化。此建议不无道理，然而我们必须清楚一点，女性的法定婚龄是20岁，很多打工妹过了这个年龄，总要谈婚论嫁。指望通过为她们组织文体活动等，使其避免与男性接触、性交、怀孕，不现实。

    报道说，公诉人替小芳向法官求情，称她是在舆论与经济双重压力下，才捂死婴儿的。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小芳有罪，那么她在经济上的弱势，可称得上是“原罪”———深层症结在于二元户籍体制以及不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无独有偶，《新京报》曾报道过一起大学生遗弃婴儿的事，一名去年毕业至今没找到工作的男大学生，女友怀孕早产，医药费要两三万，“急得要跳楼”，最后把孩子放到公园……对此事，有教授感慨称为“毕业悲歌”。  

    类似悲剧，与当事人是大学生还是打工妹、有没有生理和法律知识无关，只和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能否有足够收入、能否安居乐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