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本报记者   宋晖 杨阳

莫理循（1862-1920）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本图为《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一书封面

编者的话

    5月24日，一个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林来到福州，找到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把这个澳大利亚人与福州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叫“莫理循”的名字。

    在此之前，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的编导李燕曾经悄悄来过几趟福州拍摄制作节目，把李燕和福州联系在一起的，仍然是这个叫“莫理循”的名字。

    莫理循是谁？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这个澳大利亚籍的洋人。但是澳大利亚人说，莫理循是属于你们中国人的。

    少数的中国人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最初的名字，就叫莫理循大街。

    福州很少有人知道莫理循这个名字，但在110年前，这位“中国洋人”曾经踏上福州的土地，然后写信告诉他的母亲说：“真奇怪，我变得多么出名了啊。在福州，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我的著作。”

    在福州，唯一可以了解莫理循的途径，是在书店被冷落的架上寻找福州本地出版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的画册以及莫理循系列丛书。翻开画册，一段五味杂陈的近现代史扑面而来。这个中国洋人，留给我们多少历史的真实碎片啊。福建教育出版社的责编告诉我：追寻莫理循，她花了整整十年才把这些珍贵的史料带回并出版。然而，这本2005年出版社赔钱出的书，两年来一直无人问津。还有一个我不停地想到的问题，作为出国大省的福建，每年有那么多的人不断出国、归来，我见过带回的总是各种各样的物品和钱钞。我家也有旅澳的亲友，但我们从未提到要从国外带回这些文化资料，作为一个福建人，我很惭愧。作为媒体，我们也很惭愧。

说不完的莫理循

Ｎ福建教育出版社编辑 林冠珍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下称莫理循），是《泰晤士报》1897年至1912年驻中国的首席记者。当时全球发行多少份《泰晤士报》，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他的一份报道，抵得上十个给朝廷的奏折。因为他住在北京王府井，王府井大街的英文街名就叫“莫理循大街”，曾有开发商想在王府井大街投资建“莫理循大厦”。1912年，莫理循辞去《泰晤士报》记者一职，受聘于袁世凯和民国政府任政治顾问，直至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期间患病，1920年去世。

    莫理循在年满五十才与年轻的美女秘书珍妮结婚，在他一生的最后8年里享受了无比幸福的家庭生活。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要留我进餐，都已准备妥帖，但我的夫人正在等我。袁世凯说：‘你啊，还是个半独立的身子。’”大概中国的君王认为，女人不过是个玩偶，岂有为了女人而拒绝国家大总统宴请的道理。袁世凯不能理解珍妮在莫理循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莫理循重病期间，固执地要珍妮外出去办理回中国的手续，他宁愿“死在心爱的北京”。

    莫理循生了三个儿子，伊恩、阿拉斯戴尔、科林。他们都出生在北京，如果按出生地籍贯登记制，他们都可说是北京人。莫理循去世时，三个儿子分别为7岁、5岁、3岁。他们长大后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受教育，年轻的伊恩很早就将眼光投向东方。1941年战云密布时，伊恩赴新加坡担任副情报官，28岁时成为《泰晤士报》战地记者。1943年他出版了《抗日战争》。二战中他还在缅甸、爪哇和印度支那采访。他曾与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谱出恋曲，他在战地上牺牲后，韩素音将这段恋情写成《瑰宝》一书，后来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生死恋》，轰动世界。2007年，《瑰宝》被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本报曾在4月16日做过相关报道（网址[InstallDir_ChannelDir]dx/200704/252881.html）。

    珍妮在莫理循去世后的三年里，细心整理了莫理循文件、日记、书信，并依莫理循的遗愿，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捐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完成这些工作后，她也追随莫理循而去，年仅34岁。

    当然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爱情故事。莫理循生活在中国的20年，正是中国改朝换代剧变的时代，西方列强贪婪地瓜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各类政客粉墨登场，他亲身参与或亲历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要说这段历史的故事，再没有比《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和中国大总统的顾问更合适的人了。对历史感兴趣的，可看到生动的历史现场；对老照片感兴趣的，可觉得百年时光倒流；对历史文献感兴趣的，会心痛莫理循为研究中国而建起的私人图书馆“莫理循文库”最终被日本人买去，扩充为当今的“东洋文库”，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是新闻工作者，更应该了解，中国近代的新闻检查制度正是莫理循帮助袁世凯建立起来的，了解莫理循作为记者是怎样刺探情报、怎样使媒体干预国家政治的。对教育工作者来说，莫理循的故事，还是素质教育的好教材，看看他是怎样从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远渡重洋，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地成长为世界知名的记者、共和国总统顾问……

    在莫理循时代，就有人说：“你想装作了解莫理循，那是办不到的事。”莫理循的故事，说不完。

莫理循的最高文化成就
一座私人的“亚洲图书馆”

  《探索·发现》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讲述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两个月后的暑期档，中央电视台10套与4套将播出4集纪录片《中国的莫理循》。编导李燕说起纪录片里的诸多故事时说，“莫理循文库”是不得不说的故事。

    “莫理循是个有趣的人，有极强的‘收藏癖’，在他的文库里连洗衣服的票据、总统的宴会菜单、他在北京租房的契约都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他是学医出身，做事严谨、有条理，这让他把这些有趣的东西归整得有条不紊。而他又是个爱财的人，多数的书籍报刊藏品都是从旧书摊上以低廉的价钱买来的。”李燕说。

    “这里没有值得称道的图书馆；只是一些私人手中多少有点零散收集，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学、自然历史和地理的任何书籍，需要迫使我建立这样一个图书馆……”这是1924年东京出版的英文《莫理循亚洲文库目录》中莫理循谈及他热心搜购的一个原因。

    “当时在来华外国人中还没有人像他那样有意识、成规模地收集书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窦坤说，“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曾有一小部分收藏，但多与海关有关，范围比较狭窄。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有一些英法文书籍，但他没有莫理循那样有计划性。”窦坤说：“阅读使莫理循收集了大量图书，在此基础上，他开始收藏书籍。”莫理循一生喜好徒步旅行，阅读为他的旅行增色。每次旅行后，他都要撰写文章加以介绍。这种介绍不是单纯地对旅行本身的描述，而是重点阐发他对亲历事件及地区的感受。他习惯于将他的体会与书中的信息加以比较。这在他的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一个澳大利亚人的中国“亚洲图书馆”

    1902年莫理循的居所搬至王府井大街，图书馆也办了起来，他对新宅并不讲究，居室十分简朴，但对书库的建造则要求甚严，另筑一个配有耐火设备的仓库以容藏书。他将他的藏书库命名为“亚细亚图书馆”。

    关于图书馆的样子，莫理循的好友伍连德在其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述：“图书馆是个长方形的屋子。面积是60英尺×100英尺。书架是硬木制成的，由地面几乎直抵屋顶。两边均可取书。地图及其他文件如图版等，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

    书刊资料也就成为莫理循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在日记中写到，当他订购的书籍未到时，他是那样地坐立不安，而书到以后，又是极度地兴奋。

    窦坤介绍说，从1897年到1917年20年间，莫理循收集的西文关于亚洲、特别是关于中国的书籍和小册子达2.4万册。其中小册子7000多份，大部分是在其他图书馆无法找到的珍贵资料。语种包括英、法、德、意、日、西、葡等十几种，涉及了政治、外交、法制、军事、历史、地理、考古、地质、植物、动物等多个领域。其中凡欧洲各国记载中国本部、藩属各种事件之新旧书籍，大如鸿篇巨制，小到方寸纸片，靡不具备。以致今天的读者发现，文库中竟然保存着从1485年最初的拉丁语版本，到二十世纪初出版的近50种《马可波罗游记》。

    精心的布置和完美的收藏，莫理循的图书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中外名士。“其知名程度，可以这么说，”窦坤说，“当时北京火车站的人力车夫，一旦拉上洋客，也不问上哪，就会直接把他们拉到莫理循家，因为人力车夫以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和来看莫理循藏书的。图书馆更是成为了莫理循社交的重要场所。”

流失到日本的文库

    福建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莫理循书系”的责任编辑林冠珍介绍说，莫理循在政治顾问上的成就远没有他当记者时风光，因为总统顾问的职位不过是一种摆设而已，重大的事情根本不同他商量。1917年灰心丧气的莫理循决定回澳，他也痛下决心卖掉图书馆。

    当时美国、日本政府都表示关注，希望得到这批珍贵藏品，其中以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最为积极。但莫理循其实是想把图书留在中国的：“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但1917年正好赶上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北洋军阀政府把大量钱款充作军费，忙于战争，这是贻误莫氏藏书留在中国的主要原因。其间虽也有人接洽过，如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曾经表示，希望图书能够成为南通图书馆的收藏，但问价之后便没了下文。

    最终，莫理循决定以3.5万英镑的价款卖给日本三菱财团奠基者岩崎弥太郎长子岩崎久弥，成为“东洋文库”的基础。莫理循的想法是，即便这批图籍不能留在中国，也要尽可能将它留在远东。1917年8月莫理循在致朋友的书信中写到：“我的藏书要卖掉我觉得很难过，但是要维持它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使我的时间和财力都大感紧张。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办不到。”

    历史学家更是将莫理循文库的外流与《永乐大典》、敦煌文书相提并论，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和光绪得以狼狈回宫。故宫城墙上站着观看的全是洋人

袁世凯和他的政府官员

云南的一次会议，牌匾上写的是“立宪万岁”

□记者追寻

看，莫理循与咱们福建的渊源

    关于莫理循与福建的信息，少之又少，但我们尽力搜寻了一些不完全片段。

    在莫理循传记中，我们看到“走遍了除西藏以外中国的所有省份”，按这个推断，自然其中就有福建。后来，我们在莫理循1897年3月11日到达上海时写给母亲的信中找到这样一句话：“这次……旅行，很体面，到处受到的是知名人士的接待。真奇怪，我变得多么出名了啊。在福州，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我的著作。”

    在莫理循的图片集中藏有陈宝琛、辜鸿铭这些当时的福建籍的京官的照片，据图册编者沈嘉蔚先生分析，这些照片应该是这些官员与莫交往之中赠予他的。

    在文字记录上，莫理循曾就当时政府是否施行帝制的问题，与严复有过密切的书信往来。

    值得一提的是被称为“莫理循研究第一人”的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骆惠敏，他的祖籍福建惠安。30余年就做了一件事———整理研究莫理循日记，是唯一能识别莫理循字体、分辨莫理循书信中人物关系的学者。1976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整理、认读、校注的《莫理循书信选》，该书1986年在国内出版，改名为《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有了他的研究，才有了后来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不幸的是，2001年他因疾停止了学术生涯，2006年4月逝世。骆惠敏的夫人将他研究莫理循日记的手稿及资料全部捐献给了中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辜鸿铭

陈宝琛

萨福楙

□史家研究

卢为峰：告诉你和莫理循交往过的福州人

    陈宝琛（1848-1935），福州闽县人，晚清政坛“清流派”人士，宣统皇帝溥仪的老师。因其生平资料甚多，此不赘述。

    萨福楙（音“茂”）（1873-1948），字桐孙，蒙古族，福建闽县人。毕业于天津水师学堂。历任奉天华俄铁路、煤矿随办，广州电报局、电话局总办，中国银行总裁、财政部币制局上海造币厂厂长。1923年去职，蛰居上海，投资民族资本企业。抗战前夕，迁居北平。1933年，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以华北伪政府“航运部长”之职相诱，他严词拒绝。后病逝于北平。

    金城（1878-1926），原名绍城，字巩伯，一字拱北，号北楼，又号藕湖。浙江湖州南浔人，系当地望族。1902年，赴英国国王学院学习法律，获法学博士学位。民国时期，曾任国务院秘书、蒙藏院参事等职。他被世人所称道的是其书画成就，山水、人物、花鸟皆精，是二十世纪初北方画坛的领袖，1920年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对近现代美术史影响甚大。其妹金章，号陶陶，善画鱼藻，有《濠梁知乐集》传世。妹夫王继曾，福州人，系清光绪丁丑科状元王仁堪胞侄，曾任驻墨西哥使馆公使兼理古巴事务，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等职。外甥王世襄是当今享誉海内外的文物鉴赏家。
    萨福楙、金城在民国时期的政界、文化界，腾誉一时。如果不是沈嘉蔚将这沉睡了近百年的照片发掘面世，谁还记得他们的英姿呢。

□访谈.1

沈嘉蔚一个可视的近代中国历史

    沈嘉蔚 旅澳著名历史画家，在国内时曾与陈丹青、陈逸飞等齐名。《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图片编撰者。

    海都：怎么开始接触莫理循的？
    沈嘉蔚：开始是看过骆先生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但没太在意，一直到看过他二儿媳（是一个摄影师）的摄影展，她也在中国呆了十多年拍摄了大量的反映中国的照片，我一看她的姓氏也叫莫理循，于是就认识了她丈夫，也就是莫理循的二儿子，之后发现莫理循是个了不起的澳大利亚人。他的了不起在于他亲历了清末民初的那个时代并且用照片实物保存了真实的记忆。

    海都：在澳大利亚莫理循的名声如何？
    沈嘉蔚：澳大利亚的图书馆里保存着他大量的照片、资料，图书馆知道其中有价值，但也仅仅是派专人管理，除了骆惠敏先生就没有专门的研究学者。可见莫理循在澳大利亚也并非广为人知。

    海都：那您为什么要研究莫理循？
    沈嘉蔚：兴趣，我是一个历史画家，在国外做学术研究兴趣是最大的推动力，我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想看到结果，不往里钻就会饿死。还有就是对中国的原始的感情，曾经生活在那里，就想知道那段被忽略的人和历史。

    海都：您有一幅画———《与中国的莫理循对话》，为什么把自己的肖像也摆放在莫理循的身边？
    沈嘉蔚：那是根据莫理循的照片画的，那是1895年莫理循第一次踏上中国，从上海到重庆，他雇佣了几个挑夫，我把我的肖像置换了挑夫的头像。1995年一个中国人在澳大利亚，而100年前一个澳大利亚人却冒险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这是一种呼应。有意思的是我把莫理循当时的护照和我在澳大利亚的护照也画上去了。

    海都：据说你想完成一系列《与莫理循对话》？
    沈嘉蔚：后来这个计划改了，因为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不少学者开始研究莫理循，我要做的就是专心把《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编撰出来，这需要花费我大量的精力，图书馆里的照片、资料都是散落的，没有年代的顺序，摆放得毫无关联，我要将照片和他的日记对照起来，弄明白照片里谁是谁，它们能重现怎样的历史。第二集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很快也将出来，主要是收录了1910年莫理循离开北京到西安再到新疆，所拍摄的大量的风土人情、人物肖像，其中有普通百姓、当地官僚。做这项工作的价值就在于它们提供了一个可视的近代中国的历史。

□访谈.2

麦克林重走莫理循的道路

    罗伯特·麦克林 澳大利亚作家。2004年与彼得·汤普森合作完成《中国的莫理循》一书。

    5月24日，《中国的莫理循》一书的作者之一，罗伯特·麦克林来到福州，开始了他为期4天的福建之行。7年来，他来过中国7次，走过中国绝大多数的省份，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也在模仿莫理循，走遍中国。

    海都：你是怎么了解到莫理循的？
    麦克林：当我还是个小记者的时候，我读到了关于莫理循的传记，这真是一位伟大的记者，我立志向他学习。后来在我当记者的最后几年中，我无意中认识了莫理循的儿子，他就居住在堪培拉，我们谈起了莫理循，我觉得我有责任给他写一个新的传记。于是在我的朋友彼得的合作下，共同开始研究莫理循。我找到了莫理循的全部日记，他一共写了近30年，都收藏在堪培拉国立图书馆，就在我住所附近，我阅读了所有的材料，开始写作他的新故事。而我的朋友托普森在伦敦，他去了泰晤士报的图书馆，找莫理循当年写的通讯。莫理循拍摄了不少的图片，也放在国立图书馆，我觉得莫理循是个好作者，倒不是个好摄影师。

    海都：在你的研究中，莫理循有来过福建省吗？
    麦克林：当然。莫理循游历了整个中国，俄罗斯都去过。对于这种游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架起了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尤其和澳大利亚之间。莫理循曾经在1897年3月来过福建，他当时的任务是要考察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通过通信的方式反馈给决策层。莫理循的书信整理起来共有两大本，2000页，都是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书信来往。

    海都：原来的这本书出版后，关于莫理循有没有新的发现？
    麦克林：很可惜的是，在我们的书出版之前，莫理循在澳大利亚是被人们所遗忘的。在莫理循的时代，他是全澳大利亚最有名的人物之一。所以我们的书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惊叹，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强人。现在他再次有名起来。目前，还有一部纪录片正在拍摄当中。澳大利亚人很感兴趣的是，莫理循跟慈禧的关系。
    人总是在知道更新的东西，我来中国之前，又知道了件事，当时澳大利亚有位诗人认识莫理循，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说莫理循是个情种，爱上过有好几百的女士，有中国的，有外国的。一句话，他总是坠入爱河。

□评论

一幅壮观的历史图卷

Ｎ卢美松（省文史研究馆馆长）

    由沈嘉蔚编辑整理的《莫理循眼里的中国近代社会》一书出版了，人们有幸可从这部巨著中直观地认识中国近代那段最为动荡的历史。这部巨著主要收集莫理循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20多年间所拍摄和珍藏的与那段历史有关的各种物证和视觉证据。正是由于它的直观，所以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冲击力。莫理循以惊人的智慧和目光为中国人保存和记录了珍贵的历史画面，中国人将因此而永远铭记他的功绩。 

    在这些照片和文物中，既有首都北京和通都大邑的场景，也有边疆地域乃至穷乡僻壤的风貌，更有大量时代风云人物的活动证物，它作为中国特有年代（即清末民初）的信史毫无逊色。它雄辩地证明历史不是可以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对历史的雕琢与粉饰不会赢得尊荣与自信，反会造成国人的失忆与忘本。

    莫里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超越了时代与认识的局限，以深邃的目光、独特的视角，理智地观察中国社会的一切，包括中国的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他兴趣广泛，涉猎弘阔，观察细致，记录周全。所以这些珍贵的视觉资料，构成了东方世纪风云的画卷。它直面历史而摒弃无知谬说与陋识，因而极具震撼力。

    莫里循的可敬之处在于，他没有以列强固有的高傲姿态和鄙夷的目光对待近代中国最为动乱的时局，而是以客观精神与友善态度对待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这是他的独特高明之处。他长期生活于中国，深入社会各阶层做了认真考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广泛接触中国的普通民众。从他在中国期间善待身边的仆役（包括管家、车夫、马夫、厨师、勤杂工等），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体现了他的民主意识与平等观念，突出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的深沉热爱，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灾难深重的中国在迈向近代化进程中经历了最为痛苦的历史变革，没有对于这一变革的深刻理解，没有对于这庞大帝国及其古老文化传统的真诚挚爱，决不会有如此认真收藏历史的深心的。

    莫理循尽管未享高年，但他所精心拍摄与刻意保藏的照片资料，却跨越历史的时空，为后人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与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深刻理解，也永远定格在这些壮观的历史画卷中。

    人们从这些看似支离破碎的往事回眸中，可以隐约瞥见旧中国冰山的一角，不管景象多么令人不堪，我们都应敢于面对这些令人窒息的画面。今天，人们回忆痛苦的往事，激发出的已不再是热泪和义愤，而应是冷峻的思考。不错，历史是一面镜子，因为“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又是一种回声，它向今人也向后人昭告的是人类良知与社会炯诫。有贪欲就有邪恶，有利益冲突就有血火污秽。但人类文明发展的潮流磅礴四海，不可抗拒。文化无国界，艺术无时限，历史在继续。人们从《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大型画册中，阅读到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深邃感、文化的丰富性与艺术生命力。莫理循已陷入历史，却因其历史艺术品而永垂不朽，人们也为莫理循卓越而辛勤的杰作而深受感动并献上永恒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