Ｎ杨耕身

  《福布斯》最新出炉的“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显示，中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务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3，税负痛苦指数152。税负痛苦指数排行第一和第二的分别是法国和比利时，税负痛苦指数是166.8和156.4。（5月16日《广州日报》）

    我不太接受将税负过重等同于“痛苦”的说法，因为并不是所有税负过重国家的国民都在蒙受巨大痛苦。以此番“税负痛苦指数”排行前两名的国家为例：法国国民依然不乏其浪漫、优雅的气质与生活，而比利时仍被视为“安全而宁静”的国度。是什么让他们在高税负之下，并不显得那么“痛苦”？显然是与高税负呈正比的高福利。

    法国与比利时都是高福利国家，他们早已形成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为国民提供完备保障。也许我们不能说，高福利保障下，高税负就无一点“痛苦”可言，高福利的“北欧模式”遭诟病就是例证，但这并不是否认高税负应与高福利对应的理由。

    有报道说，比利时政府从2003年起，开始全面调整税率，以改变国民经济竞争力低下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因为降低税收就意味着高福利制度受到冲击；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的竞选主张之一，就是要改变人们对福利政策的依赖，但萨氏当选也引起了骚乱，很大程度上，骚乱与萨氏将对“福利制度进行强有力的改革”不无关系。

    高福利意味着更多的财政支出，所以高税负就成为必须。反之，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做保障，税负过重就将面临合理性的拷问，这种情形才是真正的“痛苦”。这里面既包含公共财政必须为纳税人服务的现代政府意识，也是国家税收政策合法性的根本所在。

    对名列“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第三位的中国而言，我们不必仅盯着税负之重这个事实，同样的，也不必过分看重《福布斯》所说的，“中国今年的表现有明显改善，它展开的税务改革计划，使税负痛苦指数下降了8点，在全球排名从第二位退到第三位，而且各种迹象显示中国明年的排名还会再下调。”我们要做的，是以国民在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享受到的东西，来为这个“全球第三”寻找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