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云式成长

Ｎ本报记者 宋晖

    2007年岁末，我们回看这一年的财富人物，马云无疑是站在峰尖浪头的：从当年18个人50万资金的网络小作坊，到世界最大的B2B商业网站，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带来了空前的企业员工集体“造富运动”……这是马云的神话，也是阿里巴巴的神话。日前一本《阿里巴巴神话———马云的美丽新世界》（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记录了“阿里巴巴”与马云的成长史，记者采访了作者、财经作家孙燕君。

马云的发家史

    记者：你是怎么和马云结识的？
    孙燕君：1995年的时候马云开始做中国黄页，那时候没有什么人能理解互联网，没多少人相信马云的中国黄页，虽然他成功地把中国一批企业的主页发布在互联网上。为了扩充丰富网站内容，马云决定北上，因为北京才是信息的大本营。
    马云通过一个报社的司机找到了我，当时我在《中国贸易报》任副总编辑。马云到我家里来，开始只打算谈两小时，后来谈了整整半天。那是我和马云的第一次见面，他背着386笔记本，从电脑中调出中国黄页的主页，一页一页演示给我看。马云神采飞扬，云山雾罩地侃了几小时，回想当时，他的确把我说动了。

    记者：马云获得更多人的认可，其实与媒体的力量不无关系，在央视的《赢在中国》的创业节目中，老百姓可以看到巧舌如簧的马云，可以看到机智幽默的马云，也可以看到敏锐的马云，但那个时候也许很难。
    孙燕君：人们都说他是个疯子，是个夸夸其谈的骗子。最早上电视节目是“东方时空”，那时，马云认识了在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工作的杭州老乡樊馨蔓。樊馨蔓非常仗义，虽然她听不懂马云的网络模式，却被他的热情打动了。她说：“马云啊，你的后果自负，跟我没关系，只要是合法的。但我可以记录你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做的是‘生活空间’，这个节目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你有理想很好，我们可以记录你实现理想的过程，但是结局你要自己收场，你这个牛吹出去了，万一你是胡闹，或者最后结果证明你是典型的胡思乱想，我们也无非记录了一个善于幻想的人的一段经历。”樊馨蔓的态度代表了当时大多数媒体记者的态度。

财富时代的新楷模

    记者：好了，我们得到了第一个印象：能说、有一点疯狂、执著、是骗子或者天才以及他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但在中国，一个有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很难成为商人，而马云是个异数。
    孙燕君：在胡润百富发布的“2007IT富豪榜”中，百度李彦宏以180亿元身价成为IT首富，史玉柱、马化腾分别以135亿元、120亿元的身价占据了第二、三的位置。而在香港交易所成功上市之后的马云也仅以50亿元身价的估值位列第八。原因很简单，马云在这些人中持股水平最低。马云只持股5%，而盛大的陈天桥持股75%，百度的李彦宏持股25%。阿里巴巴的上市是一次与众不同的造富运动：不造首富而造群富，不追求个人巨富而追求员工共富。

    记者：也许马云在古代会是个诗人或者是个像辛弃疾那样能文能武的好汉。但在追求资本的今天，商人的定义在马云那里好像有了些改变，马云是否给中国商人树了一种新的楷模？
    孙燕君：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浙商的精明、严谨、吃苦、敏锐的传统；你又可以看到超强的“抗击打”能力，与网络死磕的韧性与执著；可以看到他成天和员工，甚至司机打成一片的江湖气。有人曾评价马云，说领导者要领导的是使命和价值观，唐僧做到了，所以唐僧的团队是个好团队，而在现实中，马云也做到了。这种使命就是不是为一个人做事，而是为信念做事，从而树立团队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取得真经是一个道理。金庸先生曾勉励马云做刘邦、刘备式的企业领袖；马云虽然自己不懂得网络技术，但却知道如何用人，如何凝聚人心；知道如何把握企业的方向。在阿里巴巴8年发展历程中，马云所做的几次重大决策都对了，这几次决策决定了阿里巴巴的命运。

为阿里巴巴树碑立传？

    记者：不论你这次写作是否是自发的，如果你是在为企业树碑立传的话，你觉得从这个角度说，是企业本身受益，还是给更多的企业一个榜样？
    孙燕君：我的初衷是写中国最成功和最失败的企业家，让创业者们看到这些成功企业的真实的创业史，得到失败企业的教训。这个系列里有科龙的顾雏军、三九的赵新先（已完成）、华为的任正非、力帆的尹明善，还有你们福建企业家福耀的曹德旺。把他们创业的真实故事告诉大家，阿里巴巴、蒙牛的奇迹不是不可复制的，在中国会越来越多。
    另外，阿里巴巴已经上市，变成了一个公众型的公司。公众型的公司必须对股民负责，恰当的透明度是必须的。传记，不能只为企业家树碑立传，而更重要的是保持作者的独立观察与判断；企业，有社会责任，要有透明度。企业传记的作者应该忠实于事实，文责自负。

□记者手记

企业史困局

    一部企业史不仅是对自身的总结与梳理，也是一种启发和影响。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说，“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企，在中国经营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都是未来中国企业值得借鉴的经验。这样的经验要比国外的案例更加直接、实用。”
 吴晓波当年在研究德隆时，几乎买了市场上所有分析德隆的书，结果发现这些书可分为三类：一种是在德隆非常好的时候，企业传多是以德隆为“模型”进行解读，说德隆怎么好，如何伟大；第二种是在德隆崩塌的过程中，这时候的作品把德隆说得一无是处；第三种是在德隆渐渐能看得清楚的时候，这个时期的书相对来说比较完整、客观。成功时追捧；出了问题便追打落水狗。吴晓波的发现，也正是企业史创作面临的困局的一种体现。

    一些公司把出书当作公司的营销策略，当作形象宣传的一种手段。

    以此为生的出版公司和枪手也应运而生。企业找出版商或枪手写“御制书”，为的是要一部“光荣史”，而作者接受写书的任务后，在选择素材时，也会尽量考虑到企业的利益和需求。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写发展史，没有独立客观的立场，就不能对企业进行客观、深刻的解剖，企业史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因此，企业史图书作品中，也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虽然，近两年来出现了一批畅销的企业史作品，但多是因人们对知名企业的神秘感以及书中星星点点的不伤及筋骨的“内幕”猛料所致。真正的高质量的企业史仍是凤毛麟角。